送别“棋圣”聂卫平，回望围棋曾经精彩的共有历史
2026年1月14日，著名的围棋大师、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聂卫平先生去世，享年74岁。
聂卫平九段是我国围棋界的标志性人物之一，曾出任围棋国家队总教练。上世纪70年代他屡胜日本棋手，被称为“聂旋风”。80年代，他在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生死关头，力挽狂澜，为中国队赢得历史性胜利，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，在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围棋热潮。退役后，他潜心育人，为中国围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顶尖人才，其深厚的棋艺和高尚的品格，深刻影响了几代围棋人。
聂卫平（1952-2026）
围棋发源于中国，在清朝康乾年间一度步入鼎盛，其后逐渐衰落。著名国际史和跨国史学者徐国琦在《体育作为方法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民国初年，中国围棋界已‘世无英雄’，中国国手需要被日本的四、五段棋手让两子。”直至20世纪40—50年代，中日棋手的实力差距才逐步缩小；60—70年代，出现中国棋手战胜日本九段棋手的纪录。1976年的中日棋战上，中国队斩获27胜、24败、5和的战绩，一举扭转多年屈居下风的局面。这其中，聂卫平连胜日本顶尖高手，震动整个日本围棋界。
1984年，日本读卖新闻社创办“日中围棋决战”赛，从以前的交流变成实力对决。首届赛事中，主帅聂卫平以一人之力，战胜小林光一、加藤正夫、藤泽秀行三位九段棋手，取得了对抗赛胜利。后面几届对抗赛，聂卫平继续神勇发挥，打败日本超一流棋手，书写了中国围棋史上的传奇篇章。
围棋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，它不仅是精彩的游戏，更代表中国人的文化、文明、战略思想和对宇宙的理解，也是一部精彩的共有历史。聂卫平先生走了，一个时代也随之悄然落幕，但他的棋道精神已化为不朽，激励着赛场上的每一位中国人。
围棋：一个共有的历史
徐国琦｜文
本文节选自《体育作为方法》
2018年，第2届中日韩元老赛，聂卫平战胜老对手日本棋手小林光一
围棋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，它不仅是精彩的游戏，更代表中国人的文化、文明、战略思想和对宇宙的理解，也是一部精彩的共有历史。纵观中国古代各种游戏、体育，围棋可能最契合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精髓。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，从中西比较来看，围棋尤其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。它作为一种内向型体育文化，具有“整、圆、静、和”的特征。所谓整，即追求天人合一与形神合一；所谓圆，即强调时空中的轮回流转；所谓静，即强调修炼上的冥想入静；而所谓和，即以“中和”为内在价值取向。[1]所以中国古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围棋是文化、是文明、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围棋的确切起源已不可考，但人们公认围棋起源于中国，而且历史悠久。最古老的说法是尧创造了围棋，所谓“尧造围棋，【子】丹朱善之”。另一说法是“舜以子商均愚，故作围棋以教之”。[2]除了这些传说，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已有围棋的可靠记载。《论语·阳货》有所谓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已。”[3]根据许慎的《说文》，“弈，围棋也”。[4]当时还出现了以围棋知名的人物。《孟子·告子》中记载“弈秋，通国之善弈者也”。[5]清代学者焦循《孟子正义》曰：“古之以技传者，每称之为名，如医和、卜徒父是也。此名弈秋，弈是技名，故知秋为其名，因通国皆谓之善弈，故以弈加名称之。”[6]可见，弈秋不仅是我国史载最早的围棋手，而且技艺了得。围棋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流行，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
#围棋与共有历史
中国围棋向西由丝路传至中亚与南亚，在西藏与锡金发展出藏棋，向东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，结合艺道、宗教，发展出完备的竞赛体制与围棋技艺，进而发展为现代围棋，反过来影响中国围棋的转型。有记录证明围棋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流入日韩两国。[19]日本学者浅田宗伯甚至认为围棋在东汉时即传入日本。[20]日本学者平山菊次郎判断围棋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传入日本。[21]朝鲜半岛最早的围棋记载出现于5世纪末，当时可能已由佛教僧人带着棋具进入高句丽与百济一段时间。朝鲜半岛南方的百济受到中国南朝影响而盛行围棋，其风气远胜受到北朝文化影响更多的高句丽、新罗。古书就记载，高丽人从唐朝学习了不少中国文明和文化，包括体育和游戏。《旧唐书·高丽传》曰：
好围棋投壶之戏，人能蹴鞠。
在唐代，新罗留学生与中国棋手多有往来事迹留存。《新唐书·东夷列传·新罗传》记载：
[新罗王兴光]二十五年(737)死，帝(玄宗)尤悼之，赠太子太保，命邢俦以鸿胪少卿吊祭......又以国人善棋，诏率府兵曹参军杨季鹰为副。国高弈皆出其下，于是厚遗使者金宝。[22]
玄宗知道对方深谙棋道，故派出围棋高手前往切磋。该史料说明了两件事，一是朝鲜棋手水平很高，二是中朝已经进行了高水平比赛。唐代诗人张乔曾写诗赞颂朝鲜棋手朴球，题为《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》。他这样写道：
海东谁敌手，归去道应孤。
阙下传新势，船中复旧图。
穷荒回日月，积水载寰区。
故国多年别，桑田复在无？
从中可以看出，朴球来中国多年，可能在此期间学习如何下并常下围棋。[23]
在中国隋唐时期，日本围棋已相当兴盛。遣唐使中不乏日本知名棋手、棋师，唐玄宗曾与日本学问僧弁正多次切磋，吉备真备与中国棋手玄东弈棋的逸闻广为流传。《旧唐书·宣宗本纪》还记载日本王子与大唐棋待诏的一场中日对抗赛，发生于大中二年，也就是848年3月间。“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。王子善棋，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。”[24]双方实力旗鼓相当，棋局相当紧张而激烈。“至三十三下，胜负未决。师言惧辱君命，而汗手凝思，方敢落指。”经过艰苦奋战，“王子瞪目缩臂，已伏不胜”。[25]最终顾师言取得胜利，但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同小可，已足以与大唐国手争锋。
在1100年左右，日本后来称为幕府将军的实际统治者，开始邀请围棋国手到官所居住，相互切磋。1612年日本就有好几个全国性的高水平围棋院，制定章程、规则和举办比赛。此外，日本的佛寺也提倡围棋，并提供切磋和学习的场所。16世纪，日本出现了本因坊、井上、林、安井四大围棋门派，成为幕府公认的“官赐棋院”，俸禄世袭。四家每年在江户举行“御城棋”比赛。日本“棋所”的管理者，通常由四家中棋力最强者出任。四家间的高水平竞争，推动日本围棋高速发展。[26]
我们今天围棋的下法，本身就融入了中、日、韩三国的影响。中国围棋的局终数法为计算一方的子数，包含活子与活子内包括的领土，也当作子数计算。再把总数与全局子数之半相比，以定胜负。对子如黑收后，黑应得181子；白收后，白应得180.5子。日韩两国不计算活子，比较双方领土的目数(路数)，但死子需填入己方领土之内。两种数法，若以二目做一子折算，结果相等。过去以为中国围棋计算方法向来为数子，实际上中国传统是数目，而且至少在宋代仍沿用此法，并可能沿用到元末明初；而后在明初或稍早、至晚于明万历年间，已通行数子方法。
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杨联陞认为，中国围棋数法由数目改为数子，至少有两个重要理由：一则可以不必保留死子，避免引发藏匿死子的弊病；二则在部分终局形势下可以避免争执。中国至晚于后汉、唐宋，有开局先各占据对角四个星位的“势子”开局方式。“势子”的形式可能在元时，发展出黑白布阵各32子的模式，而后影响到朝鲜至晚于18世纪末发展出的“排子”开局形式，流传至今。1927年汉城(今首尔)进行的一局围棋棋谱，仍表现出与中日围棋不同的、朝鲜古代围棋的巡将制度，包含座子与终局计数法的不同。前文曾提到《忘忧清乐集》古代棋谱，其中包括不少宋代著名棋局。据日本学者判断，唐棋谱以白先、宋棋谱以黑先，日本原本为白先，后受到宋朝新规影响，也改为黑先。[27]中国围棋在清中叶将座子制围棋发展至顶峰，但由于元明清的中日围棋交流较少，日本围棋突飞猛进，并在16世纪末、17世纪初开始变革，由座子制改为自由落子。[28]
围棋实力方面，三国在历史上也曾各领风骚。在元明之前，中国为师，元明之后，日本异军突起，大幅度领先中国，在近四百年高居巅峰。特别是在近一百年来，充当了围棋世界化的推手。国际上熟悉的围棋术语来自日本。英语称围棋为go，就来源于日本语igo。日本也事实上扮演了东亚围棋的先生角色。在20世纪，吴清源、林海峰以及无数韩国棋手，都是到日本学习、参赛，才一步步迈向巅峰的。韩国人赵治勋6岁即到日本学围棋，来自台湾的林海峰也是通过吴清源的引荐，10岁赴日学棋拜师，终成超一流棋手。美国围棋手迈克·雷蒙(Michael Redman)也是如此，他14岁到日本学围棋，并最终成为九段棋手。
20世纪中国围棋的一大目标就是赶超日本。此前，中国围棋在清朝康熙、乾隆年间一度达到鼎盛，其后逐渐衰落。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年间相继出现被称为“十八国手”的著名棋手，主要活动于江南，受权贵延请或在茶楼肆市设局以维持生计，但无法专心钻研棋艺。民国初年，中国围棋界已“世无英雄”，中国国手需要被日本的四、五段棋手让两子。1940—1950年代能相抗衡，1960—1970年代出现中国棋手战胜日本九段棋手的纪录：1976年在日本举行的中日棋战，中国队取得了27胜、24败和5和的战绩，一洗多年屈居下风的局面。其中聂卫平更是连胜日本顶尖高手，震动日本围棋界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人的围棋水平也出现长足进步。至1980—1990年代达成社会各阶层的普及与职业棋手竞技能力的突破。[29]1984年日本读卖新闻社开始举办“日中围棋决战”比赛，从以前的交流变成实力对决。1984年首届中日围棋对抗赛上，中方主帅聂卫平在中国选手全部落败后，以一人之力，战胜小林光一、加藤正夫、藤泽秀行三位九段棋手，取得了对抗赛胜利。后面几届对抗赛，聂卫平继续神勇发挥，打败日本超一流棋手，被中国尊为棋圣。
注释
〔1〕郝勤：《东方体育内向文化特征与价值》，《体育文史》1992年第3期，第4—8页。
〔2〕江少虞《宋朝事实类苑》与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皆引晋人张华所撰之《博物志》。《宋朝事实类苑》：“围碁，博物志曰：......或云：舜以子商均愚，故作围碁以教之也。”《资治通鉴》：“帝方与张华围碁，博物志曰：......或曰：舜以子商均愚，故作围碁以教之。”宋江少虞撰：《宋朝事实类苑》，卷五十二《书画伎艺》，第685页。《资治通鉴》，卷八十《晋纪·世祖武皇帝上之下》，第2558页，“咸宁五年条”。
〔3〕 《论语·阳货》，第20—21页，收入《断句十三经经文》，台湾：开明书店，1991。
〔4〕 〔唐〕欧阳询撰，汪绍楹校：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《巧艺部·围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，第1270页。
〔5〕 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，第37页，收入《断句十三经经文》，台湾：开明书店，1991。
〔6〕 〔清〕焦循：《孟子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，卷二十三，第7b页。
〔7〕 徐衟述、李理赞、黄掌纶评订：《历代神仙通鉴》，卷三，节4，第6a页。收入王秋桂、李丰楙主编《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》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89，第一辑，第11册《历代神仙通鉴(二)》，第563页。
〔8〕 《新唐书》卷一三九，李泌传，中华书局，1975，第4632页。
〔9〕 成恩元：《敦煌棋经笺证》，蜀蓉棋艺出版社，1990，第158页。
〔10〕〔唐〕欧阳询撰，汪绍楹校：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《巧艺部·围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，第1273页。
〔11〕〔宋〕张拟撰：《棋经》，《论局篇第一》，金山钱氏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，收入《守山阁丛书·子部》，清钱熙祚校，第1a页。
〔12〕〔元〕严德甫、晏天章编：《玄玄棋经》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旧内阁文库藏，番号：汉2639，函号：子66-1，第1a页。
〔13〕〔元〕严德甫、晏天章编：《玄玄棋经》，第1a页。
〔14〕〔唐〕欧阳询撰，汪绍楹校：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《巧艺部·围棋》，第1274页。
〔15〕〔宋〕张拟撰：《棋经》，《论局篇第一》，金山钱氏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，收入《守山阁丛书·子部》，清钱熙祚校，第1a页。
〔16〕〔宋〕罗大经撰，王瑞来点校：《鹤林玉露·丙编》卷一《象山棋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，第249页。
〔17〕Ernest Brown,“Go: The Study of Buddhist Ideals”, The American Go Journal , Volume 24 : 1 , Winter 1990.
〔18〕 王释非选释《围棋与诗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89，第14页，参见(中文哲学书电子化计划)张乔，《咏棋子赠弈僧》，收入《钦定全唐诗》(光绪丁亥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)，第23册，卷三十三，张乔二，第90b页。
〔19〕 参见《周书·异域传》《隋书·东夷传》《北史·百济传》《北史·倭国传》。
〔20〕风翔、白衣：《局中珍珑》，华文出版社，1997，第40—41页。
〔21〕朱铭源：《中国围棋史话》，台北：中央日报社，1980，第145页。
〔22〕《新唐书》，卷二二〇，《东夷列传·新罗传》，第6205页。
〔23〕王释非：《围棋与诗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89，第15页。
〔24〕《旧唐书》，点校本，中华书局，2012，卷十八下，《宣宗本纪》，第620页。
〔25〕〔唐〕苏鹗：《杜阳杂编》(稗海)，卷下，第5b页。
〔26〕 何云波：《中国围棋文化史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15，第404页。
〔27〕 杨联陞：《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》，1956，后收入氏著《东汉的豪族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，第218—225页。
〔28〕 何云波：《中国围棋文化史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15，第404页。
〔29〕 何云波：《中国围棋文化史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15，第140—149页。
相关推荐
体育作为方法
徐国琦 著
“中华文化新读”系列
活字文化 策划
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
2025年10月
这并不是一本就体育谈体育的书，而是体育的文化史、文明史和文化交流史。它意欲借助体育来解读中国文明特性，揭示中外文明互鉴、交流，彰显中国与其他文明“共有”的历史、共同的旅程。
原标题：《送别“棋圣”聂卫平，回望围棋曾经精彩的共有历史》
阅读原文